她显然已经站了一会儿,也许是从争吵开始时就在听。
十五岁的少女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衬衫,领口的第一颗扣子系得一丝不苟。
她的头发扎成简单的马尾,露出光洁的额头和那双遗传自母亲的、漂亮的眼睛。
但现在那双眼睛里没有少女该有的灵动,只有一种过早到来的沉重。
她看着楼下的父母:母亲背对着她,肩膀在微微发抖;父亲还坐在那里,手里攥着酒瓶,脸上的笑容已经僵住,变成一种更可怖的空白。
叶青的嘴唇动了动。
她想说“别吵了”,想说“妈,爸,我们好好说话”,想说“叶洋还没回来,我去找他”。
但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里,像一团浸了水的棉花,沉甸甸地堵着,让她发不出声音。
最后,她只是走下楼梯,弯腰捡起那个被摔瘪的塑料酒瓶。
瓶身已经裂了,剩下的酒液从裂缝里渗出来,沾湿了她的指尖。
她走到垃圾桶旁,把瓶子扔进去。
“咚”的一声闷响。
“妈,”叶青转过身,声音很轻,“我上去写作业了。”
李秋梅没有回头,只是从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。
叶青重新上楼,木楼梯在她脚下发出吱呀的响声。
每一步都走得很慢,像是在拖延回到那个只有她一个人的房间的时间。
推开房门,书桌上还摊着没写完的英语模拟卷,台灯的光晕在纸面上圈出一小片温暖的黄。
但她感觉不到温暖。
她坐下来,拿起笔,试图继续做阅读理解题。
文章讲的是非洲草原上的动物迁徙,那些陌生的英文单词在她眼前跳动,但进不了脑子。
她的耳朵还在听着楼下的动静——母亲开始摔打锅碗瓢盆,那是她发泄情绪的方式;父亲始终没有声音,也许又喝上了。
叶青放下笔,双手捂住脸。
掌心能感觉到眼皮的温度,和那种想要流泪的酸胀感。
但她没有哭。
从父亲入狱那天起,她就很少哭了。
哭没有用,这是她十三岁时就明白的道理。
那时候母亲整天以泪洗面,弟弟躲在被窝里抽泣,而她必须学会在同学异样的目光里挺直脊背,学会在老师问“你爸爸呢”时平静地说“他出差了”。
学会把所有的情绪压下去,压到胃里,压到骨髓里,压到梦里都翻不上来的深处。
她深吸一口气,松开手,重新拿起笔。
必须写完这套卷子。
明天要交,而且她是学习委员,不能连作业都完不成。
她咬住下唇,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英文句子上。
一个个单词被拆解、重组、理解,填入答题卡的空格里。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。
楼下的声音渐渐平息了。
母亲大概开始准备明天的食材——她总是工作到很晚,说是夜里安静,串菜效率高。
父亲可能已经醉倒在某个角落,或者干脆出门去不知哪里游荡。
这是叶城出狱后的新习惯:夜里出去,凌晨回来,身上带着露水和更重的酒气。
叶青写完最后一道题时,看了一眼闹钟。
九点整。